主讲人：李山
第一讲 绪论：史官、史学与《史记》有关问题（中）
一、具有神秘色彩的巫史书写记事转变为历史书写
中国先秦时候的历史文献非常重视按时记事。如
甲骨文：祭祀上甲及多后的卜辞：癸酉卜，洋，贞：翌甲戌乞酉彡劦自上甲，衣，（至）于多后，（亡它【上止下它】）？
《尚书·洪范》：惟十有三祀，王访于箕子。王乃言曰……
《尚书·金縢》：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二公曰：「我其为王穆卜。」
中国先秦时候之所以重视时间，起源于祭祀。商王武丁、帝乙名字中的天干，都是表示日子，就是祭祀商王的日子。因为祭祀的时间必须准确、清楚，在历史文献中也就强调对时间准确、清楚的记录。与中国相比，印度不重视时间的准确性，印度文献中的时间都是很长的时段，以千年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时段。中国对时间重视，特别是四季，主要是因为中国属于季风气候，对于时间变化非常敏感。按时记事的历史文献，为编年史留下非常好的材料。
二、先秦时期史学著作体式的变化：
（一）档案文献
主要是谈话记录。《尚书·多方》说：“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 《尚书》就基本上保存了档案文献的形态。今天，在读《尚书》的时候，要注意到《尚书》这部书也并不是完全原汁原味的当时记录，而是被后人改写过。比如“王若曰”这个词，甲骨文只出现一次，到西周中后期，青铜器铭文大量出现。语词本身有时代性，特定的语词反映特定的时代。但是今天在《尚书》中记载周朝初年周武王的事情时，用了后来的语言“王若曰”，说明《尚书》被后人改写过。
（二）善言嘉语的编撰
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载：庄王使士亹教导太子，士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导太子，申叔时提到“教之‘语’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”，可见“语”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文献。
《国语》就是典型的善言嘉语编纂：比如关于一件事的态度做法的建议，一些人的嘉言善语往往料事如神，一语成谶。后人将对这些对事情的劝诫、建议或预言等进行抄录，再加一段验证的按语，就构成了《国语》的书写方式。意在警戒后来的当权者。例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……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……”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
宣王即位，不籍千亩。虢文公谏曰：“不可。夫民之大事在农……” 王不听。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
《国语》体现出中国历史文献的道德教化倾向非常明显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，也体现了道德劝诫的意识，这是中国史书的一贯精神。
（三）编年体
今天能见到最早的编年体为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历史大纲，属于讲授性的提纲，有可能是史官拿着类似《春秋》的历史大纲，向君主讲授历史。一个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总要遇到问题，这个时候就会去查历史记载，看看历史上遇见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的。在历史大纲后面还有大量的历史材料。《左传》是对《春秋》历史的补充。（相关阅读可参阅蒙文通《中国史学史》，见《经学抉原》）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—— 《孟子》
编年史是从长时段观察历史，是专业历史人士编纂的。《左传》虽为编年体，但是其中对一些人物的记载，例如重耳流亡、复国、称霸的过程描述，已经是相当完整的人物传记，只是采取的编年——逐年记录的方式记载。同时，《国语》中的一些人物的记载，也相当完备。“传记体”已经呼之欲出。
（四）世本
班固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：“据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。” 蒙文通先生等学者认为《世本》是《史记》著述体例的直接来源，如《世本》有《纪》、《世家》，《传》，认为是《史记》中《本纪》《世家》《列传》的来源，有《帝系》、《谥法》、《居》、《作》，是《史记》“八书”之先导。
